经济人探秘

假设你的孩子需要立即支付2万美元学费，而获得现金的唯一方法，是卖掉你持有的部分股票。幸运的是，你曾投资2万美元，以每股200美元的价格购进了100股Google股票，现在这支股票已经涨至每股400美元。卖掉一半Google股票就可以付清学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将多年前花4万美元买入，现已跌至2万美元的福特（Ford）股票廉价卖出。在此情况下，你能算清出售股票和支付学费后获得的净利润吗？

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掉Google 股而保留福特，以期挽回损失。实际上，这种选择是错误的。人们为什么要抛出正在上涨的股票，却紧攥那些已在下跌的股票不放呢？究其原因，就是所谓的“损失厌恶”（loss aversion）。但是，这种心理模式却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――经典经济学假设，“经济人”（Homo economicus）在决策过程中仍能保持高度的理性。

随着行为经济学（behavioral economics）和神经经济学（neuroeconomics）的兴起，理性经济人已然绝迹。因为这些新兴经济学已经证明，人类并非纯理性生物。1979年，丹尼尔・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和阿莫斯・特沃斯基（Amos Tversky）发表了论文《展望理论：风险下的决策分析》（Prospect Theory: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），由此开辟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。从那以后，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证明，大多数人都具有很强的损失厌恶心理。当收益与损失的几率是一半对一半时，大部分人会选择放弃做一件事情。如果收益能够达到损失额度的两倍，自然又另当别论。这说明，人们在遭到损失时的痛苦程度比享受快乐时的兴奋程度要高。事实上，有时前者能达到后者的2倍。

现在，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（fMRI）技术，人们对这一现象的了解深入到了我们的脑部结构。为了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科学资料，我拜访了神经科学家罗素・A・波达瑞克（Russell A. Poldrack）和行为经济学家克雷格・R・福克斯（Craig R. Fox）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，并亲自体验了一回。在他们的实验中，要求实验对象注视荧屏，对屏幕上正在放映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磁共振仪每两秒钟对扫描一次他的脑部，将他的大脑活动捕捉成像。研究人员将这些独立的图像依次排列，修正因头部动作产生的偏差；接下来，他们将得到的所有数据编辑在一起，对大脑尺寸和形状之间的差异进行校正。这时，研究人员就能据此建立起一个统计模型，显示在脑内对任务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那片脑区中，核磁共振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。再将观测数据与理想模型加以统计分析，研究人员就能得到一些统计图，最终转化为表明大脑活动的彩色图片。

2007年1月26日，波达瑞克、福克斯和他们的同事塞布丽娜・M・汤姆（Sabrina M. Tom）、克里斯托弗・崔普（Christopher Trepel）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名为《风险决策中损失厌恶的神经基础》（The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in Decision-Making under Risk）的论文，公布了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的成果。在实验中，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对一个输赢几率各占50％的博彩项目进行选择。结果显示，当盈利几率上升时，中脑边缘和中脑皮层多巴胺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加，当损失几率上升时，这一奖励敏感区域的活动就会下降。有意思的是，损失感和盈利感都是由相同的脑结构――腹内侧前额皮层（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）和腹侧纹体（ventral striatum）负责的，前者关系到决策和了解奖惩机制，后者则涉及学习、动机和奖励。因此，损失厌恶程度个体差异的决定因素是：大脑中因为损失而被关闭的区域，比大脑中因为盈利被激活的区域大多少。

上述结果可能是由神经化学方面的差异造成的，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些人天生就是高风险爱好者，有些人则是只能承受低风险的风险规避者――这又影响了他对金融世界的预期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。